周 洵 张家港市审计局
带着这样的疑惑，笔者参考了众多资料，发现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审计发展到清代，已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改革是大势所趋。明清时期，我国不仅社会经济退居落后，而且国家政体形式也逐渐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自然，在这种政体下的审计也退居落后。就在19世界末20世纪初，一大批带着时代风尘的国家或前或后，几乎不约而同地推出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国家审计制度，并迅速推动全球之势。与其相比，清代都察院审计体制，具有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以至于从清末开始不得不效法引进这些国家的审计模式。
辛亥革命后，民国历届政府在审计体制建设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包括健全和完善审计制度，设立审计机构，开展审计监督活动等。民国初年，地方审计制度的建设早于国家审计制度的建设。各省实行地方自治，为谋政治之完整，曾纷纷设立审计机构。临时政府北迁后，参议院议员认为，“预算者乃人民监督政府最要之点”，“使国民晓然于政府之措置，以坚其信用之心”。咨催政府按照民主体制设立审计机构。1912年，审计处成立，隶属于国务院，掌管全国审计工作，监督财务行政的执行，同时，改各省审计机构为审计分处。审计处成立之初，即制定《暂行审计规则》、《执行规则》、《收支凭证之证明条例》等审计法规，不久废除《暂行审计规则》，公布实施《审计条例》，此系我国公布的第一步较完整的审计法典。
应该说，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复兴是推动民国时期国家审计发展的动力。纵观中外审计史，民主政治对于审计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和支持作用，尤其在近代，没有民主政治进程开辟道路，国家审计现代化进程就会步履艰难，甚至走弯路。从中国历史上看，开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比部审计体系，之所以在唐代逐渐成熟，日臻完善，这与唐代相对注重封建政治民主的环境是分不开的。当时，比部虽然地位不高，但法律健全，机构稳定。而到了清代，审计机构变的庞大，地位明显提高，国家审计反而没有收到良好效果，贪污不治，贿赂公行，审计制度形同虚设，明显落后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究其原因，在于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封建专制主义阻碍和制约了国家的民主和政治思想。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就积极提倡民主共和政治思想，反对专制政治，提出了“五权分立”的学说，“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临时政府的新政权建设中继续进行民主思想的普及宣传，颁布了一系列根据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制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法令，冲击了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历届政府处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力求仿照西方共和体制的做法，改良国家审计，一批供职于审计机构的官员和爱国知识分子也在实践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大量的审计立法和引进改良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如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的审计工作为北伐提供了可靠的财经纪律保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审计工作在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民国时期，封建传统仍然禁锢着森严的中国，法律治民不治官，治下不治上。这种民主政治的不彻底性，导致民国时期国家审计未能最终实现现代化。此外，科学的审计制度代表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这一制度的执行有赖于进步的政治制度作保障，再好的经济制度置于腐败的政治制度下，也将成为一纸空文。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审计工作是否上轨道，反映了国家的治乱兴衰。政治清明，大小官吏恪守廉洁，国家就昌盛，反之则衰败，北京民国政府的垮台，南京国民政府的最终覆灭，即是明证。
回望今朝，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可以说，在我国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目标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相应的监督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显现，我们国家审计机关应当在这一框架下，积极地创立和发展丰富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审计理论。
可以说，进步的政治体制保障了科学的审计制度的执行，现代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民主法治的产物和推进民主法治的手段，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工具。审计机关必须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这将促进我国公共权力监督制衡机制的有效运作，提高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国家安全，保证民主、民生、公平和正义，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来源苏州审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