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生活于唐玄宗时期，历史在那个时期造就了一个盛世，同时也造成了一个乱世。李白的一生，大部分在漂泊中度过，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二十岁时只身出川，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应山。期间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不愿应试做官，希望依靠自身才华走向仕途，但一直未得人赏识，可谓一事无成。他曾给当朝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以此自荐，却未得回复。

后因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因才气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看不惯种种官场现象，在京仅呆了三年，弃官而去，继续流浪。

安史之乱发生后，李白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位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不久，据说酒后水中捞月，溺亡。“举杯邀明月”的背后隐藏了多少寂寞与无奈啊。

这样一个传奇人物，《资治通鉴》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留下任何影子。而在这本帝王教书中，有好几个地方作者为一个很小的事件，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不惜笔墨写上很长的篇幅。由此，引发我对历代文人乃至文化人、读书人的思考。

毋庸置疑，李白为我们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至今几乎无人能及。李白到黄鹤楼时看到崔颢的诗后，大加赞叹，自称不能及，没有再写。很值得我们学习，想想时下，急功近利、吹毛求疵者众，出书人比读书人多，当大家反复吟诵唐诗，背诵李白的诗作后，定有很多人会封笔，不再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了。

拿李白生活时期的大事件“安史之乱”谈谈吧。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错综复杂的，不可能像史书上介绍的那么简单。参与者往往当局者迷，是非成败也不是一两句话能概括的。“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后世影响深远，一个盛世的摧毁，激发后世很多朝代对军队治理的思考，从五代十国、宋、元，直到明代中晚期，统治者才摸索出一套基本可行的军队管理模式。时至今日，我们回过头去看看这段历史和那些人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玄宗仍然是明皇，伟大的政治家，这是盖棺定论了的；张九龄早就看出安禄山不可用，实有先见之明；李泌不愿意当宰相，隐居衡山是智者；安禄山也好，杨国忠也罢，他们混迹市井的时候应该也算得上是个人物，任何人出仕的出发点当然是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成为名垂青史的正面人物，没有哪个人一出场就有当奸臣的夙愿，在史上背个骂名。“安史之乱”的结局是：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杀了，安禄山的儿子被史思明杀了，史思明被自己儿子杀了，史思明的儿子最后自杀了。若安禄山知道结局是这个样子，还叛什么乱啊，继续做杨贵妃的干儿子舒服多了。真正应该为此事负责的人是谁呢？我认为说不清楚，没有答案。很多史学家说李隆基后期懒政怠政，是第一责任人，该承担领导责任。若你站在他的角度去综合考虑问题，恐怕又不会那么简单的，皇帝难当啊！当时有很多智者预感到一切，然而，历史是大众创造的，谁能改变？假设从头来一次呢？应该也不会为谁而改变，何况历史没有假设。

实际上，我们用心去观察，世界上没有一个事物是完美的。人性不完美，世界不完美。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面。世界有阴阳两面，人性也有阴阳两面，孰因孰果，莫衷一是。当然，既然无法改变事物的阴阳性，是不是我们都放之任之、和和稀泥算了呢？当然不能。真理是与时俱进的，社会管理者应该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世界阴阳面间的平衡点，努力引领事物往历史前进的方向行进，这叫治国。我们个人找到人性阴阳面间的平衡点，让人性朝着适合这个时代的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这叫修身。

古今中外的文人有很多是感性的（不为绝对，也有很多是理性的）。他们用感性的眼光看世界，苛求世界与人性的绝对完美，他们痛苦地在这不完美的世界里挣扎，或豪放，或婉约。其实，越是阅历丰富的人越有城府，越是成熟稳重的人越会隐藏自己。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以嘻哈著称，实属无奈，作为汉武帝的开心果，也没有谁以他为政敌，他能尽自己所能对汉武帝的行为做出了一点点影响，又能在那种环境中得以善终，实属不易。

富有思想的人往往活得很痛苦，他们一边被崇拜，一边被歧视，痛并快乐着。 “满纸谎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文人、文化人、读书人作为时代的守夜人，能看到很多民众看不到的问题，同时也看到了很多路人皆知的问题，作为时代的精英，理应更多地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决策者排忧解难，切忌流于民众之中大肆渲染。理性地观察世界，理性地思考问题，理性地言，理性地行，这样，他们头上或许会多个思想家、哲学家的光环。他们的人生，也许会更加接近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