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在1840年是一个转折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呼唤着体制外、体制内和体制边缘的有志之士开始思考社会转型之路。
太平天国是一起带有宗教性质的运动，一次体制外的尝试。洪秀全这个落魄书生或许是受过一些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没有成熟的理论，旗帜不够鲜明，最终被地方上的湘军收服。自此，地方拥有兵力给清廷留下隐患，也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埋下伏笔。太平军打到南京后其实是可以一鼓作气攻打北京的，可惜定都南京后搞起了内斗，最终应验了“太平后，王杀王”的预言。貌似史上建都南京的王朝都不太长命，到底是眷恋南京的温柔还是风水问题？这与唐代的安史之乱结局有点相似，当年安禄山打到洛阳后，其实是可以直奔长安的，可惜他莫名其妙的停下来了，后人百思不得其解。
李鸿章是“以夷制夷”的高手，他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以及后来的袁世凯都是体制内的顶梁柱。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清朝的海军装备还是相当强大的。李鸿章搞海军装备，左宗棠搞海军人才，只可惜大清的体制没有跟上，治标而不治本。西太后圆明园怀旧垂泪，于是颐和园动工，接着又造东陵，频繁挪用军费解决经费问题，导致后来连续几年不购买船舰，这就给日本一个崛起的机会，也给了世界列强一个机会。
最初，日本对甲午战争也没有很大的胜算，当他们看到大清舰队神圣的大炮筒上竟然晾晒着士兵的内衣内裤时，便断定这是一支不堪一击的队伍。细节决定成败啊！黄海战争中，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和很多高级将领是深知打不赢的，却能战斗到最后，感动后人，这是最可爱的人。
落后的体制才是阻碍发展的根本因素，要治本，必须改制。不是所有的末代皇帝都是昏庸的，明代的崇祯皇帝、清末的光绪皇帝都想力挽狂澜，只可惜王朝气数已尽，凭个人抱负与能力已无力回天。一个没有实权又很有抱负的皇帝，只适合做两件事：等和装。等，就是等阻碍他干事的人死后再大干一场，汉废帝刘贺（海昏候，其墓于2015年在南昌被发现的那个）轰轰烈烈地做了27天皇帝被霍光废除，之后继位的刘询就聪明多了，事事都尊重霍光，直到霍光死后才把胡作非为的霍氏家族一网打尽，但是刘询一直都没有否认过霍光的丰功伟绩，这也是他高明的地方。装，就是隐藏锋芒，暗地里的打好基础，表面做一个乐不思蜀的刘阿斗，少年康熙除掉鳌拜就是这样的。只可惜晚清内忧外患，眼看就要亡国了，没有时间让光绪去等与装了，一心想救国的青年皇帝开始策划一项重大工程。
光绪成了这项工程的项目经理，当然还得找一个总工程师，不可一世的康有为横空出世了。康有为，南方人士，一直在体制边缘徘徊，科举考试总不如意，压抑久了总会爆发，成为“公车上书”的牵头人。朝廷为了平息此事也不择手段，于是康有为便高中了，并且被皇帝看中，也就不再上书了。那些热血青年作鸟兽散，各自回乡创社团办杂志去了。
康有为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读书人的孤傲不羁、意气用事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是西太后的人，变法嘛，太后认为是年少的皇帝在搞闹剧，随他玩玩吧，折腾几天就没事了，万一有事也可以控制得了。当时的改良派翁同龢（支持皇帝改革的，皇帝的老师）和李鸿章其实都比较欣赏康有为，向皇帝引荐，可康有为却不怎么卖这些老官僚的账。荣禄偶遇康有为，问：几百年的旧制，如何变？康答曰：多杀一些你这样的官员就改得好了！足见当时康有为气焰有多高。后世读历史的人都会为他捏一把汗啊，人可以自信，绝不可自傲。
最终，搞了一百零几天，史称“百日维新”。皇帝临时想到用袁世凯救驾，袁世凯的告密是必然的，是其唯一的生存之道。其时，西太后对事态了如指掌，不动声色，借故把袁的部队调离京城，就看他如何走下一步棋了。结局惨不忍睹，六君子人头落地，幸好康有为被皇帝提前支走，算是逃跑了，梁启超流落日本，在那里接受西方思想去了。
一生多变的梁启超后来回国引领思想潮流。在那个多变的年代，梁启超也是感到很困惑的，甚至否定一切中国传统的思想，认为那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他悉心研究公羊学，又在日本学习西方文化，时而主张全盘西化，时而主张个人主义，时而主张民族主义，时而主张国家主义。梁启超好学、勤思以及对子女的严格教育，应该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的。
六君子中最值得歌颂的是一个叫谭嗣同的高干子弟，他的人生有很多美好的选择，在变法的过程中他是个被朝廷忽略的小人物，事发后根本不至于杀头。可是他却站了出来，横刀向天笑，试图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沉睡的国人。二十来岁时读这段历史感觉热血沸腾，三十多岁再读，多了一些淡定与理智。不管怎么说，历史应该铭记谭嗣同这个人。
儿时看电影《神鞭》，对义和团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学历史，才知这叫“庚子拳乱”。义和团一开始是由一些体制外对抗洋教的热血武人组成，里面不排除一些胸怀大志的民族英雄，后来全面壮大，壮士有之，响马有之，愤青有之，鱼龙混杂。义和团在山东被袁世凯驱逐，可是北京方面西太后态度不明确，甚至想利用“刀枪不入”的群众来与洋势力对抗。以致义和团像滚雪球似的越搞越大，又缺组织纪律，乱成一团，发展到朝廷不能控制的地步，谈不上扶清，更不能灭洋。内忧外患之时，慈禧太后突然对列强宣战，攻打十一个国家的驻华使馆，这也是空前绝后之壮举。于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搞到最后，太后化妆成农妇，带着侄儿皇帝从乌烟瘴气的北京城往西安逃窜，大清帝国又被迫签了一堆的卖国条约。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经过很多迂回曲折的事件后，清朝终于寿终正寝了。魏源的呐喊与谭嗣同的鲜血真的唤醒了沉睡的国人，体制外的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胡汉民和体制内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登上了过度期的舞台。取得辛亥革命胜利的孙中山将接力棒递给了袁世凯，历史进入短暂的“非袁不可”（汪精卫语）年代。再后来，五四运动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一两代人可以搞得好的事，西方社会的转型花了长达两三个世纪。所以，转型是一项巨大而漫长的工程，初期那些“先知先觉”的人往往成为旧体制扼杀的牺牲品，但是，他们作为这项工程的奠基石，不能被后人所遗忘。我们应该牢记在鸦片战争、黄海战役以及戊戌变法中勇士们流过的鲜血，没有他们的探索，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市局服务中心 黄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