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有点浮躁，不怎么爱读书，就算看新闻也只是扫视一下标题，很少认真阅读正文。近日，对许纪霖教授的《家国天下》颇感兴趣，认真读了一遍，收获甚丰。

本书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从传统意义上的“天下有道”遭受现代“自由思想”冲击入手，讨论了古代儒家、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民国后的地方认同和个人认同。对民族主义、“五四”世界主义情怀的国家主义、文明与富强之间的竞争等中国近现代思想革命进行了深度剖析。从广阔的思想史和社会史视角就顶层设计与个人修养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儒家义理贯穿中国历朝历代，士大夫的道统与皇帝的政统相互制衡，“外儒内法”作为一根主线连接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自董仲舒开始，逐渐进入有限的王权官僚制。三国两晋南北朝后经隋唐，逐渐演变成中世贵族制。明朝废除宰相制后，士大夫的权力慢慢削弱，皇权成为唯一“替天行道”的力量，进入绝对王权官僚制。至清代，士人便沦为皇帝膝下的奴才。随着近代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涌入、李鸿章疾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外儒内法”的传统天下主义彻底崩盘。

儒家自孔子之后，出现荀子、孟子两家。荀子重礼，注重外在的制度规范；孟子重仁，注重内在的德性自觉。至宋朝和明朝后，礼与仁演变成朱熹和王阳明两派：一是朱熹的“理学”，一是王阳明的“心学”。理学注重外在的“天理”，心学注重内在的“良知”。我个人将它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制度”与“原则”、 “大我”与“小我”、——一个是外在的约束，一个是内在的修为。

朱熹的理学注重“天理”，所有个体的“良知”不得违背公共的“天理”。“天理”是超越人类而不可见的，人在做，天在看，讲因果报应，这似乎与佛家接近。到了明朝，朱元璋喜欢这些，理学成为明朝的主流意识。王阳明的心学注重“良知”，认为人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人，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的眼睛里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没必要刻意束缚和伪装自己，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良知”， 只要不违背“良知”，按自己的原则去做就是对的，有点“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味道。但是，要让灵魂上的“良知”与肉身上的“行为”保持一致——知行合一。这与近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仅一步之遥，甚至有人认为，若没有晚明对东林党的大肆镇压，中国思想界会少走许多弯路，加速与近代的进程。“天理”与“良知”的关系有点近似我们现代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制度设计的背后，往往是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多少都有点受唐代以来佛教文化的影响，都从人性入手，承认人性的弱点，需要一种超越凡人至高无上的东西来制约。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的问题实际上是“先鸡”与“先蛋”的问题。人性始终有善恶两面，一阴一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且阴阳可以相互转换，周而复始，变而不止。人性的不完美与世界的不完美具有同一性。善与恶实为人性的纵横两轴，人性就是位于象限中的双曲线，无限接近善恶的纵横轴却永远无法与之相交。人性善恶始终是一个变量，常有转换，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在乱世与盛世中，人性所体现出来的侧重点亦不同。乱世中，没有单凭仁义道德去打天下的豪杰，而一旦天下气象升平，治理者就会注重文化的力量，当物质与精神都达到一个顶峰，就会出现所谓的盛世。每逢乱世，杨朱的“个人主义”总成主流，兴盛一时；而一到盛世，儒家义理总会深入人心，经久不衰。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每个变量之中又蕴含着常量，这是众多“良知”的公约数，即“天理”。它是从个体中提取出来的最简单、最基本、最易被大众接受的“公意”，自古至今，世界不断在变化，而最简单的道理与最简单的生活习惯总不会改变，比如大众公认的“礼义廉耻”和各种善恶标准，又比如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和繁衍生息，亘古不变。

每个人都有“小我”和“大我”。“小我”是肉身的、现实的、自己的， “大我”是精神的、理想的、世界的。或者说，“小我”是有个性的个体，“大我”是万千个“小我”的集合。“小我”会亡，“大我”永生。我们一边读书，一边行路，追求精神的圣洁，又无法抗拒物质的诱惑，想做思想的圣人，又无法改变肉身的俗人。我们总以为很了解自我，很多年后回头望去，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自己，好多人年轻时梦想改变世界，到老了，才发现这一生连自己都改变不了，其实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甚至一生去认识自己，认知世界。当我们的思想挣脱重重枷锁，释放出来的是个性的自由。唯我式、利己式的个人主义并不是现代人的最终归宿，物质是我们生存的条件，并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以不破坏社会公德、不影响他人自由为前提的个人主义并没有什么值得批判的，但作为有思想、有涵养、有担当的新生代更应该努力追求 “小我”的集合体——“大我”。

审计人是国家的卫士，作为审计工作者，我们既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行业规范，同时又要时刻加强学习、提高修养，清醒地保留做人的原则与底线，用“天理”与“良知”双重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最完美的人生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