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张国刚先生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和张国擎先生的历史小说《管仲传》，结合以前读过的一些历史，思考了一些问题。

管仲，春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 “圣人之父”。他是被灭族而幸存的姬姓后代，年轻时颠簸流离，干什么都不称心，做生意亏本，到各国求官都不得志，甚至还养过马，差点被人当奴隶卖了，曾被当囚犯关押起来。年少时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后来经好友鲍叔牙举荐，做了齐国的相国，对齐国的行政、军事、经济等多方面进行改革，辅助齐桓公帮齐国成就一个辉煌时期。“管鲍之交”及他与齐桓公之间的君臣关系也成了历史佳话。

大概一百年之后孔子出生，出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思想对立而又统一。比如，他们都强调“爱”，却对“爱”的解释各有不同。儒家主张爱是纵向的“仁爱”，父爱子，子爱孙，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墨家却说爱应该是 “兼爱”， 不分血缘，对待所有人都一样；道家却主张爱自己，每个人把自己的事管好了，世界就清静了；法家主张：大丈夫应一统天下，然后爱天下臣民，这是大爱。这些观点，或多或少都受管仲思想的影响。

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都是诸家思想的较量,是意识形态的争斗。所有的短命朝代都是为后面的盛世王朝作铺垫的，盛世王朝从前朝吸取教训，改变形态，才以长久。比如秦朝后西汉、新朝后东汉、隋朝后唐朝。

儒、墨、道、法到底哪一家更加实用呢，这个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使用的。商鞅在给秦孝公献策时，也有点投机的味道，先讲王道，孝公欲睡；再讲帝道，孝公还是听不下去；再讲霸道，正合孝公之意，遂用，成就一代霸业。无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家的这一套是最实用的。但是，当天下稳定后，继续用打天下的那一套肯定是不行了，所以，15年之后秦亡。到了汉朝初期“文景之治”，休养生息，用道家的“无为而治”取得成效。武帝时期，情况又有变化，注重教化，力推儒家，实际上用法家，这就是“表儒里法”，把汉朝推向中兴的高潮。王莽新政的失败，就在于过于理想化，完全儒化，一大批迂儒辅政，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不符合历史规律，也是搞了15年，以失败告终。

法家思想除了讲“势立威、术奴臣、法制民”外，最主要是讲规则，有原则。不仅仅是“制民”，更需要“克己”，这是唐太宗“贞观之治”对法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可惜到了玄宗晚年也坚持不下去了，可见，真正做到“克已”谈何容易。

五代十国甚至到了宋朝实际上还是分裂的，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思想家一直在摸索适应当时条件的治国之道。元入主中原后，沿用汉人治国之道，曾有一段时期政治清明，官员相对清廉，老百姓幸福指数相当高。

明代是史上律法较严的朝代，可是贪腐问题也相当严重，律法的严酷与官吏的清廉不成正比，“奴”与“制”渐渐失效，随着时代的进步，臣民们似乎不再容易被忽弄，所以法家也有其局限性，独用一家肯定不行。至清代康熙年间有所改进，开启中华史上另一辉煌时期——康乾盛世。

诸子思想都是治国武器，各有所长，就看你怎么用，什么时候用，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赵匡胤可以做到“杯酒释兵权”，朱元璋就不一定可以做到了——条件不同，环境不同，身份不同。那么如何来使用这些思想法宝呢？后世的思想家一般认为：以德育人（儒家）、勤俭持家（墨家）、以道修身（道家）、以法治国（法家）。法家一直作为治国主旋律被统治者采纳，但也需要结合其他各家灵活运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这需要哲学家根据国内外形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柏拉图说：“治理国家的人都应该是哲学之王”。

人治不可靠，毕竟德才兼备的圣人太少，更何况当下之圣人不一定是将来之圣人。在假设全天下人都是普通人的情况下，还是法治更加可靠。

结合我们的工作谈一谈吧！常闻“原则性与灵活性并用”的说法，可是怎么才把握这中间的度？底线在哪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很难，因人而异，因事不同，不可言传。我们都不是哲学王，搞不好往往会灵活有余而原则不够。头上没有一根头发的是光头，仅有一根算不算？两根呢？三根呢？那么头上有多少根头发才不算是光头？规则大堤的口子一旦被打开，久而久之，势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原则性应该大于灵活性，灵活应该控制在规则的圈圈里才行。如何根据具体的工作情况，实事求是，守住法律与道德的底线，坚持做人与做事的准则，这是我们审计人员特别是工程项目审计人员每天都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