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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晚清-----读《家国天下》心得之二
来源: 岳阳市审计局
 
发布日期: 2018-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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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在1840年是一个转折点,魏源 “师夷长技以制夷”,呼唤着体制外、体制内和体制边缘的有志之士开始思考社会转型之路。

太平天国是一起带有宗教性质的运动,一次体制外的尝试。洪秀全这个落魄书生或许是受过一些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没有成熟的理论,旗帜不够鲜明,最终被地方上的湘军收服。自此,地方拥有兵力给清廷留下隐患,也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埋下伏笔。太平军打到南京后其实是可以一鼓作气攻打北京的,可惜定都南京后搞起了内斗,最终应验了“太平后,王杀王”的预言。貌似史上建都南京的王朝都不太长命,到底是眷恋南京的温柔还是风水问题?这与唐代的安史之乱结局有点相似,当年安禄山打到洛阳后,其实是可以直奔长安的,可惜他莫名其妙的停下来了,后人百思不得其解。

李鸿章是“以夷制夷”的高手,他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以及后来的袁世凯都是体制内的顶梁柱。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清朝的海军装备还是相当强大的。李鸿章搞海军装备,左宗棠搞海军人才,只可惜大清的体制没有跟上,治标而不治本。西太后圆明园怀旧垂泪,于是颐和园动工,接着又造东陵,频繁挪用军费解决经费问题,导致后来连续几年不购买船舰,这就给日本一个崛起的机会,也给了世界列强一个机会。

最初,日本对甲午战争也没有很大的胜算,当他们看到大清舰队神圣的大炮筒上竟然晾晒着士兵的内衣内裤时,便断定这是一支不堪一击的队伍。细节决定成败啊!黄海战争中,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和很多高级将领是深知打不赢的,却能战斗到最后,感动后人,这是最可爱的人。

落后的体制才是阻碍发展的根本因素,要治本,必须改制。不是所有的末代皇帝都是昏庸的,明代的崇祯皇帝、清末的光绪皇帝都想力挽狂澜,只可惜王朝气数已尽,凭个人抱负与能力已无力回天。一个没有实权又很有抱负的皇帝,只适合做两件事:等和装。等,就是等阻碍他干事的人死后再大干一场,汉废帝刘贺(海昏候,其墓于2015年在南昌被发现的那个)轰轰烈烈地做了27天皇帝被霍光废除,之后继位的刘询就聪明多了,事事都尊重霍光,直到霍光死后才把胡作非为的霍氏家族一网打尽,但是刘询一直都没有否认过霍光的丰功伟绩,这也是他高明的地方。装,就是隐藏锋芒,暗地里的打好基础,表面做一个乐不思蜀的刘阿斗,少年康熙除掉鳌拜就是这样的。只可惜晚清内忧外患,眼看就要亡国了,没有时间让光绪去等与装了,一心想救国的青年皇帝开始策划一项重大工程。

光绪成了这项工程的项目经理,当然还得找一个总工程师,不可一世的康有为横空出世了。康有为,南方人士,一直在体制边缘徘徊,科举考试总不如意,压抑久了总会爆发,成为“公车上书”的牵头人。朝廷为了平息此事也不择手段,于是康有为便高中了,并且被皇帝看中,也就不再上书了。那些热血青年作鸟兽散,各自回乡创社团办杂志去了。

康有为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读书人的孤傲不羁、意气用事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是西太后的人,变法嘛,太后认为是年少的皇帝在搞闹剧,随他玩玩吧,折腾几天就没事了,万一有事也可以控制得了。当时的改良派翁同龢(支持皇帝改革的,皇帝的老师)和李鸿章其实都比较欣赏康有为,向皇帝引荐,可康有为却不怎么卖这些老官僚的账。荣禄偶遇康有为,问:几百年的旧制,如何变?康答曰:多杀一些你这样的官员就改得好了!足见当时康有为气焰有多高。后世读历史的人都会为他捏一把汗啊,人可以自信,绝不可自傲。

最终,搞了一百零几天,史称“百日维新”。皇帝临时想到用袁世凯救驾,袁世凯的告密是必然的,是其唯一的生存之道。其时,西太后对事态了如指掌,不动声色,借故把袁的部队调离京城,就看他如何走下一步棋了。结局惨不忍睹,六君子人头落地,幸好康有为被皇帝提前支走,算是逃跑了,梁启超流落日本,在那里接受西方思想去了。

一生多变的梁启超后来回国引领思想潮流。在那个多变的年代,梁启超也是感到很困惑的,甚至否定一切中国传统的思想,认为那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他悉心研究公羊学,又在日本学习西方文化,时而主张全盘西化,时而主张个人主义,时而主张民族主义,时而主张国家主义。梁启超好学、勤思以及对子女的严格教育,应该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的。

六君子中最值得歌颂的是一个叫谭嗣同的高干子弟,他的人生有很多美好的选择,在变法的过程中他是个被朝廷忽略的小人物,事发后根本不至于杀头。可是他却站了出来,横刀向天笑,试图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沉睡的国人。二十来岁时读这段历史感觉热血沸腾,三十多岁再读,多了一些淡定与理智。不管怎么说,历史应该铭记谭嗣同这个人。

儿时看电影《神鞭》,对义和团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学历史,才知这叫“庚子拳乱”。义和团一开始是由一些体制外对抗洋教的热血武人组成,里面不排除一些胸怀大志的民族英雄,后来全面壮大,壮士有之,响马有之,愤青有之,鱼龙混杂。义和团在山东被袁世凯驱逐,可是北京方面西太后态度不明确,甚至想利用“刀枪不入”的群众来与洋势力对抗。以致义和团像滚雪球似的越搞越大,又缺组织纪律,乱成一团,发展到朝廷不能控制的地步,谈不上扶清,更不能灭洋。内忧外患之时,慈禧太后突然对列强宣战,攻打十一个国家的驻华使馆,这也是空前绝后之壮举。于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搞到最后,太后化妆成农妇,带着侄儿皇帝从乌烟瘴气的北京城往西安逃窜,大清帝国又被迫签了一堆的卖国条约。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经过很多迂回曲折的事件后,清朝终于寿终正寝了。魏源的呐喊与谭嗣同的鲜血真的唤醒了沉睡的国人,体制外的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胡汉民和体制内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登上了过度期的舞台。取得辛亥革命胜利的孙中山将接力棒递给了袁世凯,历史进入短暂的“非袁不可”(汪精卫语)年代。再后来,“五四”运动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一两代人可以搞得好的事,西方社会的转型花了长达两三个世纪。所以,转型是一项巨大而漫长的工程,初期那些“先知先觉”的人往往成为旧体制扼杀的牺牲品,但是,他们作为这项工程的奠基石,不能被后人所遗忘。我们应该牢记在鸦片战争、黄海战役以及戊戌变法中勇士们流过的鲜血,没有他们的探索,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市局服务中心 黄文波)